崇祯是怎么丢掉江山的呢，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，张献忠的剿抚问题。他出事从不担责，但是总会把出主意的大臣杀了。张献忠走投无路，向朝廷表示愿意招安。消息传到朝堂，有大臣主张除恶务尽，此人狡黠不可信，不给他喘息空间。崇祯不听，把主张继续剿灭的大臣罢官，全力招安张献忠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张献忠吃饱喝足，领到了朝廷的银饷，就在湖广再次扯旗造反。（个人观点）
公元1638年，那会儿的大明朝廷已经被内外战火熬得快要油尽灯枯了。咱们的另一位主角张献忠，日子也非常难过。他被明军总兵左良玉一顿胖揍，主力损失惨重，本人也受了伤，带着残兵败将被死死困在湖北谷城一带。眼看要被包饺子，张献忠灵机一动，玩起了他最擅长的诈降把戏。他派人带着重金去打点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，表示自己幡然醒悟，想要接受朝廷招安。
那崇祯是怎么选的？当时大明处于绝望的两线作战，关外要防御清军，关内要对付各路起义军。朝廷早就揭不开锅了，到处加征“三饷”，弄得民怨沸腾。如果能把张献忠和平招安，直接除掉一个心腹大患，还能省下海量的军费，崇祯心里当然是一万个愿意。
可这事儿得有人背书，万一出岔子总得有人担着。崇祯的习惯操作立马显现出来：好名声和里子我都要，黑锅你们去背。对于那些主张继续剿灭、说张献忠不可信的大臣，崇祯嫌他们碍事，一怒之下直接把人家罢官赶回老家。随后，朝廷全力支持熊文灿，拍板招安张献忠。
张献忠虽然名义上投降了，被封了个副将的头衔，但他根本不交出兵权，也不接受朝廷的调遣，甚至把驻地改名叫“太平镇”来装点门面。更绝的是，他拿大明的名义，堂而皇之地向朝廷伸手要钱要粮。崇祯那边为了稳住他，还真就捏着鼻子发了银饷。张献忠拿着大明发下来的工资，在谷城该吃吃，该喝喝，顺带招兵买马，把之前的残部全收拢了起来。到了崇祯十二年夏天，张献忠看时机成熟，彻底撕破脸皮，杀掉当地知县阮之钿，在湖广再次扯旗造反。
这下北京城里的崇祯皇帝傻眼了，紧接着就是雷霆暴怒。按照正常的逻辑，皇帝自己拍板定下的政策黄了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，怎么着也得下个罪己诏，检讨一下自己用人不察或者决策失误吧？崇祯偏不。他出事从来不担责，但总有办法把怒火精准地发泄到别人头上。
当初大力主张招安、并且在一线跑腿的熊文灿，立刻成了第一号替罪羊。崇祯二话不说，直接下令把熊文灿抓进诏狱，最后拉到菜市口斩首示众。至于当初那些极力劝阻、说张献忠不可信却被他罢官的大臣，崇祯也没有半句抱歉，权当这事儿没发生过。
这绝非崇祯偶尔的头脑发热。这套“出事就杀主意人”的极端职场法则，贯穿了他整个执政生涯。咱们再看一个更荒唐的例子，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下场。面对两线作战的死局，崇祯其实很清楚，必须先稳住一头。他暗中授意陈新甲去和关外的清军秘密议和。陈新甲接到这个见不得光的烫手山芋，只能小心翼翼地去办。结果有一次陈新甲把议和的密函随手放在桌上，被不知情的书童当成普通公文抄送给了各部。朝野舆论瞬间沸腾，那些文官言官跳着脚大骂陈新甲卖国。
事情败露，崇祯的反应堪称绝情。他为了保全自己“绝不妥协”的面子，一口咬定议和全是陈新甲个人的主意，皇帝完全不知情。随后，可怜的陈新甲就这么被自己效忠的皇上推出去斩首了。杀了陈新甲，也就彻底关死了大明朝和谈求生的大门。当最高统治者在上面天天玩这种极端的推卸责任游戏，下面的官僚机器自然也会跟着彻底扭曲。上行下效，整个大明末年的官场，俨然变成了一个只顾眼前利益、互相推诿倾轧的绞肉机。
崇祯十六年，距离大明灭亡仅剩不到一年。浙江东阳有个书香门第的公子叫许都，国家危在旦夕，他凭借家族声望，散尽家财招募了上万青壮，准备北上勤王，为皇帝分忧。结果他头顶的父母官、东阳知县姚孙棐看到的毫无忠义可言，满眼全是商机。姚孙棐以“私自聚众形同谋逆”为借口，向许都勒索一万两“助饷银”。许都倾家荡产也凑不齐这笔巨款，又无法坐视乡亲被牵连入罪，硬生生被逼得在母亲出殡那一天起兵造反，成了头裹白布的“白头军”。
这支本来能为大明卖命的抗清力量，由于地方官的贪婪和畏惧担责，被生生逼成了反贼。更令人窒息的是，当许都后来表示愿意接受招安、戴罪立功去前线杀敌时，浙江的巡抚和巡按们为了掩盖自己逼反良民的罪过、保全自己的乌纱帽，假意招抚，暗中合围。最后，许都在杭州被凌迟处死。
那一万两白银，其实买断了大明最后一批愿意相信朝廷、愿意为国出力的忠勇之士的性命。当许都戴上白布头巾的那一刻，大明王朝的脊梁骨其实已经断了。皇帝不敢担责，地方官同样不敢担责，出了事只会互相甩锅、敲诈勒索。最后牺牲的，全是对这个国家还抱有一丝希望的忠臣良将和无辜百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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